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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章惇早年关系很铁，两人本有同年之谊，入仕后又同在陕西为官，经常结伴游山玩水，既是驴友，又是知己 。此后，熙宁变法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章惇坚定地跟在变法领袖王安石鞍前马后，苏轼则始终坚持变法不利于国家 。曾经的挚友选择站在不同的立场，友谊的小船自然说翻就翻 。不过，苏轼吃了官司，章惇同样不会袖手旁观 。
参知政事王珪嫉妒苏轼的才华，想趁机要了苏轼的命 。他时不时就上纲上线，对神宗吐槽：“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岂能不知，他寻找地下之蛰龙，肯定有不臣之心 。”章惇这时就很不爽，他站出来驳斥王珪：“龙又不是皇帝的专属，人臣也能称龙 。人家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也没见刘备急眼呀！”神宗表示赞同：“诗人的词作而已，不要这么深究 。”
王珪诬陷苏轼的尝试基本告吹，退朝后，章惇跟在王珪身后继续理论：“你是不是想把苏轼全家都整死啊！内心为何如此歹毒！”章惇素来以暴脾气著称，又是个不要命的主，惹恼了他指不定会被暴打一顿，王珪心虚，赶紧打马虎眼：“章兄误会了误会了，这些都是舒亶此前说的，我只是按照他的意思复述一遍而已哈 。”
章惇见王珪推卸责任，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怒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要是舒亶拉了泡屎，让你吃你吃吗！我都替你丢人！”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替苏轼说话，他给神宗上奏：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把敢说话的文人抓起来，就不怕后世骂你不能容才吗？最终，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免去死罪，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并无权签署公文 。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离京，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了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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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台诗案”中，真正救了苏轼的并非特指个人，而是天地的正气和文人的胸怀 。否则，苏轼必死无疑 。谁也想不到，在案中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与苏轼政见不和、理想不同的变法派 。这是北宋文人应有的风骨，我可以在得势时打压你，失势时吐槽你，却绝不会无中生有、置你于死地 。这股浩然正气和文人坦荡的胸怀，才更值得后世借鉴与铭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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