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实施分级制度，家长们准备好了吗？( 三 ) _网络游戏

对比国外的分级制度，在北美与欧洲等地，游戏行业内对游戏进行自审自查，标注分级，但也并未严格按照分级制度设立严苛的购买限制。客观上来说，欧美的分级制度也是起辅助作用的工具，而非强制性的规定，它并不能真正让青少年远离那些可能对他们的成长造成影响的内容。
分级标志的作用在于让家长们拥有了判断的标准。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一眼看出五花八门的游戏封面下是否存在血腥或色情内容，但大部分家长都能认出游戏包装上的分级标志。根据分级标志判断游戏内容之后，家长掌控着是否允许孩子接触游戏的权力。或许会有开放的家长能接受自己16岁的孩子玩17+的M级内容游戏，也会有家长只允许自己18岁的孩子玩10+的E级内容游戏。无论如何，家长在最后的决断中占有不可置疑的主导地位，自然要背负起相应的责任。
国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了若干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游戏领域。也就是说，游戏运营者同样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对一部分家长而言，这种责任的分摊似乎给予了他们新的权力——如今电子产品普及度极高，在没有分级制度的前提下，孩子们可以轻易接触到任何他们想接触的游戏，在家长们看来，他们有权为此问责游戏。他们可以质疑游戏公司乃至整个社会为何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为何创作出“不宜少儿”的内容，为何吸引孩子沉迷游戏。尽管在当下，游戏从业者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主动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责任，也还是被认为不够完美。

责任：归属何处？

家长对游戏的不满源于游戏内容，却又似乎不止于游戏内容。
在各类社交、视频平台搜索“批判游戏”，你可以看见对游戏数不清的声讨与控诉，但也仅限于声讨与控诉。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控诉离不开以下几个关键词：影响学习、残害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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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平台上的评论区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控诉不是针对具体游戏的内容，而是针对“游戏”这一概念。其缘由往往是孩子沉迷游戏，且拒绝与父母沟通。这是否属于游戏的过错或许仍待商榷，而家长在视频中展现出的不满与愤怒也是真实的。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家长会强调孩子在接触游戏前后的对比：接触前是三好学生，接触后便摇身一变成了不良少年，家长对自己的孩子逐渐“变坏”无能为力。
在见诸新闻报道的例子中， “一个父亲用两年时间骑行大半个中国反对网络游戏”的故事尤为引人瞩目，发起者郑立书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曾是尖子生、性格活泼的孩子在沉迷游戏后变得不能自拔。他曾尝试过各种手段，也曾将孩子送进“戒网瘾学校” ，都没有什么成效。看着孩子在家闭门不出，这位父亲最后决定将矛头指向游戏，骑着自行车走上街头，呼吁人们抵制网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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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宣传抵制网络游戏的郑立书
至于在这类行为中抵制的究竟是什么游戏，我们往往难以得知。
这种愤怒很难找到具体的理由，却极容易在人群中引起共鸣。在讨论这类现象时，我们往往会提到教育的缺失和沟通的匮乏导致的最后结果，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家长的权利从何而来？
毫无疑问的是，在许多国家，一名未成年人如果因在网络上接触成年游戏而产生问题，家长将成为第一责任人。但在国内，我们的司法机构无法真正落实对失职家长的处罚。这源于诸多现实问题，例如我国传统习俗对抚养权的认知以及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一般来说，这种案件的处理方式最终只能化为批评教育。这个过程不仅加剧了未成年人与家长的矛盾，更推卸掉了家长需要承担的真正的责任。这也间接导致教育问题可以被家长顺理成章地推给外界因素：我的教育方针没有出错，那一定是外界环境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