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家长们,涌入“学习困难门诊”( 三 )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 , 被确诊ADHD的孩子有一个统一的称呼——“A娃”,家长们分享各自孩子就诊、用药和干预的情况 。和抑郁症、焦虑症等一样 , ADHD是一种谱系障碍,可能存在轻度或中度症状,但尚不足以做出诊断,只有症状达到一定程度 , 并造成比较严重的功能受损,才可以确诊 。因此 , 很多疑心ADHD的家庭都有过不止一次的就诊经历 。
曾颖的女儿妞妞今年2月确诊了ADHD,“10岁 , 四年级,终于确诊了 。”她又强调了一遍,“是的,终于 。”
不同于很多“A娃”被发现是老师向家长“投诉”,妞妞的幼儿园老师对她评价颇为不错 , 只有一位外教提醒过曾颖,妞妞有些不寻常举动 , 比如在课堂上旁若无人地走动 。曾颖也察觉出一些异样,妞妞读中班的时候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异食癖,年龄更大一些之后,妞妞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认字镜像颠倒,比如“b”和“d”分不清 , 把“暖”写成“温” 。
曾颖带着女儿挂遍了上海的专家号,但医生认为妞妞只属于正常儿童注意力差 , 曾颖怀疑女儿有阅读障碍也被专家否定,“你看她上小学前都能自主阅读了,怎么还会有阅读障碍呢?”
但曾颖始终觉得女儿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 。上小学前 , 妞妞掌握了1000-1500个汉字以及100以内加减法,曾颖说这个过程花费的精力相当于其他同龄人的几倍 。上小学后,虽说有这些提前预习的基础,妞妞的成绩只能勉强中等 。此外 , 妞妞性格冲动易怒,注意力很不集中 。前几年妞妞并未确诊,全家人还是把妞妞当作一个“A娃”在养育 。
曾颖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 , 平时不用坐班,有充裕的时间在家里陪伴辅导妞妞 。尽管她已经意识到女儿可能患有ADHD,要对她更有耐心更包容,但偶尔辅导作业的时候还是会情绪爆发 。“A娃费妈”,曾颖说,“A娃家庭,首先妈妈不能抑郁,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都不能崩也不敢崩 。”
女儿升入四年级后 , 曾颖感觉越来越吃力,“我和她(妞妞)都太累了 。”确诊反而对她来说意味着一种解脱 。几年折腾下来,曾颖自诩是半个“ADHD通” , “女儿班上那些同学,谁可能是‘A娃’,我们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但是其他家长根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
2021年5月,中国首个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调报告发布,调研结果显示:在6岁到16岁的在校学生中,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 , 其中,流行程度最高的精神障碍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6.4% , 抽动障碍占2.5%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公开数据是,中国有约2300万ADHD儿童和青少年患者 。
“很难说清楚诊断率有多少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华清表示 , “很多农村县城或三四线城市没有专业诊断机构,家长的知晓率不高,他们不认为这是个病 , 不到专业机构来看 。其次,儿童精神科医师专业人员还是很缺少的 。”2019年,《柳叶刀》刊发的数据显示 , 我国儿童精神科专业医生数量不超过500人,而美国的数据是8000人 。
面对不断有人推门进来要求加号的家长 , 黄懿钖有些无奈 。“学习困难门诊”加上黄懿钖在内只有两名医生,她们同时还要坐诊周四和周五的“心理行为门诊”,“我们也希望挂号不那么难,但专业的儿童精神心理科医生有限,短期内很难做到每天都开诊 。”
刘华清不止一次指出 , “对ADHD进行早筛干预实在太有必要了 。”他解释说,ADHD患儿在两三岁幼儿时期就能发现,如果早筛能得到普及,就不至于将压力完全转嫁给家长 , 孩子也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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