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爸妈怀疑我是智商有问题才带我去看的医生 。”尹晓月说，当智力测试超出父母预期后，母亲对她期待变高了，也对她严厉了很多 。如果被发现走神，尹晓月就少不了挨一顿打骂，直到升入初中，她的症状更严重了，母亲才去给她开药 。
但她服药会出现干呕没有食欲的情况 ， 所以十几年来 ， 她只在考试前吃药 。“药物只能让我在考试期间注意力集中，但平时没学会光考试注意力集中也没用 。”
初中阶段尹晓月摆脱了“学渣”的标签 。尹晓月复盘自己之所以成绩还可以 ， 是本身智力不差并且一直有父母和学校的“逼迫” 。但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 她时常陷入抑郁情绪的泥淖 。高中阶段尹晓月就读于一所重点高中，学业竞争压力大 ， 她的成绩很不稳定，始终在围绕注意力“作战” 。
更大的痛苦在于，她曾长期被病耻感裹挟，每次吃药前要偷偷躲起来 。“以前觉得多动症只有淘气招人烦的男孩才会有，而我是个女孩 。”尹晓月说，“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 。”
尹晓月考了两次大学，第一次高考成绩比平时模考低了三十分，父母逼她复读，第二次成绩涨了十分，依然不太理想，还是比一本线低了十分 。母亲做主替她选了会计专业，她不感兴趣 ， “学得很痛苦 。”
从家庭社会中来，回到家庭社会中去
“学习困难门诊”诊室里，每个患儿的就诊时间至少在20分钟以上，黄懿钖要给出的不仅是诊断 ， 还有感统训练与家庭教育的建议 。在那天门诊快结束时，黄懿钖向一名家长推荐了一本书《如何养育多动症孩子》 。
“这是一个医学问题，又不止是医学问题 。”黄懿钖说，“孩子们是从家庭社会中来，之后会回到家庭社会中去 。”她希望门诊宣教能让更多人破除对疾病的迷思，不仅是家庭，还有学校和社会 。
ADHD和精神健康领域的国际专家、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Stephen P.Hinshaw曾在其书中指出学校政策和来自学习成绩的压力助长了当今快速增长的ADHD诊断率，他表露担忧，“药物治疗常常被视为一种试图掩盖家庭冲突、学校表现不佳，甚至更加普遍的社会问题的化学创可贴 。”
网上调侃“学习困难门诊”旁边应该开设“家长教育门诊”，事实上，南京市儿童医院早已做出尝试 。据黄懿钖介绍，医院开设了面向家长的科普课程 ， 后来因为疫情课程改为线上 ， 一共六节课 。周一到周五 ， 医院还有ADHD儿童情绪社交团体训练、精神运动康复训练、生物反馈治疗以及执行功能训练 。
文章插图
南京市儿童医院广州路院区大门 。新京报采访人员 李照 摄
但这些放在大环境中似乎还远远不够 。沈怡带着女儿辗转了北京几所大医院，她的本意是希望寻求非药物的教育建议，但问诊的时间比较短，她觉得没有什么收获 。而另一方面，沈怡发现，女儿学校的老师对ADHD也并没有任何了解 。那是一所北京还不错的公立小学，年轻老师向资深老师取经该如何管教令人头疼的调皮孩子 ， 后者的回复是，等孩子大一点就好了 。
刘华清说，开展早筛 ， 教师也是关键一环，“我们可以更加依赖、尊重教师的意见 。”刘华清说，几十个孩子里有那么几个调皮捣蛋不听指令的情况，教师和父母都要引起重视 。“教师也要对ADHD有正确的认知 。”
这些年来，黄懿钖感受到，社会大众对ADHD等疾病的认识在提升，早几年门诊里来来往往的只有孩子和家长，而现在开始有老师和家长一起前来 ， 虽然这种情况仍然很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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