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家长们，涌入“学习困难门诊”( 五 ) _张钰

“其实孩子自己也很希望当一个好孩子，就像成年人希望成为成功者一样，被认可和肯定的感受是非常好的。”安静说，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得到的外界反馈评价主要是来自学业和人际交往，如果不进行治疗干预，他们在这两方面持续受挫，精神压力会更大，长期以往会产生厌学情绪，人际交往障碍，甚至诱发抑郁症、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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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3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保健中心学习困难门诊室，医生在给小朋友“学习困难症”进行问诊、检查和评估。图/IC photo
被改变的家庭
“A娃”牵动的是整个家庭。沈怡的女儿可可确诊ADHD之后，只服用了两个月的药就停了。
沈怡形容，服药前的可可每天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有很多自娱自乐的活动，情绪高涨时哈哈笑，家人也会被她的快乐情绪传染。服药后，可可一整天都很安静，对事情提不起兴趣。沈怡决定还是靠非药物手段改善，“哪怕慢一点。”
去年11月，沈怡给可可报了感统训练班，一周两次课，课程价格不便宜，一个月3200元。沈怡和丈夫都要上班，远在安徽老家的父母专门来到北京替他们带孩子。训练课上了四个月，自从今年3月北京出现疫情后，可可就再也没有去参加过训练。
围绕着孩子的情况，家庭也在做出调整和改变。在此之前，沈怡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加班是常态，而丈夫是体制内公务员，工作相对轻松一点，可可的学业主要由丈夫辅导，“每晚（丈夫）血压都要飙升，三天两头吼一顿，孩子哭一场。”沈怡看不过去，今年6月，她辞去工作，亲自照顾可可。
沈怡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自己的脾气。24小时和女儿贴身相处，因为各种小问题斗智斗勇，每天她要盯着孩子上网课，辅导作业，还要敦促女儿跳绳——医生建议女儿多运动。
沈怡不再去想长远的规划，她打算开个家庭会议，跟家人科普可可的实际情况以及商量教育方式，而她明白，这势必是一场持久战。
刘华清说，只要持续系统地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这个理想状态是指孩子能正常上学和社交，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有些孩子还很聪明呢。”刘华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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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6日，南京市儿童医院九楼大厅内的叫号电子屏显示“学习困难门诊” 。新京报采访人员李照摄
“不一定非要强调所谓的‘治愈’ 。”安静也认为，不要总去贴标签强化，而更应该关注孩子能否正常履行社会功能，“就像高血压不代表就不能跑步。”
21岁的尹晓月已经与ADHD共处了十几年。成长这些年，ADHD对她来说， “像是一只蚂蚁，它很微?。俏薹ㄍ耆鍪铀拇嬖诤蜕撕?。”
在社交平台上， A娃的家长们除了沟通治疗养育的经验，他们更关心的是，一个偏离标准的孩子，他们如何长大？又有怎样的未来？尹晓月的故事或许补上了另一个视角。
小学的尹晓月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她学习成绩垫底，注意力难以集中，常常写着作业就开始走神，思维天马行空，那些奇奇怪怪的幻想让母亲觉得她“不正常” 。在学校里，她也总是顶嘴，经常被老师要求请家长。
四年级那年，她在沈阳一家医院确诊了ADHD 。确诊之后的尹晓月度过了一段很晦暗的日子。当年就诊时，她同时做了智力测试，得分是121，普通人的智力测试在105-115之间，尹晓月被认为是一个聪明孩子，所以尽管确诊了ADHD，她的那些症状仅仅被父母看作是不努力， “欠打” 。